我到上海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，车厢里一直维持的低温已经让我有了老寒腿的先兆，一下车又被热风闷得喘不过气来，人群自动交汇至某个冥冥中有召唤的方向，我看到来接我的人，隧道里没有一丝风。
朋友又带了个不认识的女孩，我和她迅速的熟络起来，两人皆比我大三岁，在本地从事些“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”的咨询和审计工作，白天不用按时起床，可晚上往往要加班到一两点，现在是她们的夜宵时间，带我一起去吃粥。
巧的是在粥店里又有偶遇，我甚至第一眼没看见正脸，路过走道时一个男人站起身来，与朋友的朋友攀谈，我连窘迫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被拉着坐在一张四个人有三个不认识的饭桌上，对方一边讲很好听的普通话，同我握手，一边问我烤扇贝吃蒜蓉还是麻辣。
扇贝和烤肉端上来，我一掐表，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，热腾腾的粥也随后端上来，厚蟹膏和煮到酥烂的米粒纠缠在一起。我插不上话题，又因为久坐疲惫、瞌睡跑神，只顾低头喝粥，结果不出意外被人调侃。上海好像没有夜深人静，楼下的街道依旧繁华喧嚣，生物钟失去效力，十二点的魔法也不会消失。
粥确实像她们之前所说的那么好吃，可朋友和女孩都没吃多少，饭桌气氛也并无不妥，事后才得知那是女孩的前男友。
我低头吃饭的时候居然错过了如此的暗潮汹涌。
回到朋友的出租屋时已经快一点了，倦意被打发走，我洗了澡出来，把背包甩在地板上，朋友顶着湿淋淋的头发坐在电脑前加班，问我，喝酒么？
我拿了半杯红酒，头顶是呼呼作响的空调，名叫焦糖的小猫在我腿上踩来踩去，它才半岁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上海跟北京是不一样的，或许它们也有相似——相似的是每次我都在陌生的房间里，战战兢兢地闭上眼睛。
